497.故事达人（第7章）(2/3)
对于大方向上面决策和把握都不错。
但是未来呢？
假如真的有一天公司出现了像柳川志说的孙宏斌这种年轻天才，很多想法已经超过曹阳自身能力的话，到时候公司内部会不会出现矛盾？
谷侻
而且现在博米还处于上升期，很多员工都有向上升的空间，假如有一天公司的发展进入停滞期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核心骨干闹矛盾？
曹阳都不敢想。
他其实骨子里面是一个很害怕自己亲朋离散的场面的，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才，最后跟自己闹翻了，那种滋味光是想一想就觉得何其难受。
所以他也很想听听柳川志是怎么处理这种公司内部矛盾的。
就像柳川志自己说的那样，公司内部矛盾远远比外部更加可怕。
柳总又喝了一小杯酒，继续说着，“我不希望在他领导的公司里出现这种局面，尤其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宗派和圈子的势力。
在那年春天一次会议上，我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贾、孙二人的纠纷。
我当时先说老同志的主人翁感强烈，兢兢业业，不过有些循规蹈矩，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愿望。
又说青年同志有开拓精神，显示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是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还在职务晋升之后头脑发热。
我当时这样说着不偏不倚的话，其实心里还是向着年轻人。”
柳说，“我很讨厌黏黏糊糊的做事风格，不计苦劳，只看功劳。
举个例子，公司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把销售网撒到全国去，还曾经有过设立“八路诸侯”的打算，在全国形成分公司系统。
可惜那时候公司里都是一群元老，不能长年只身在外，所以这一计划始终不能实现。直到1989年10月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
柳川志将这些事情一一讲出，还列举事实说，1989年12月，由于进口部的工作疏忽，令公司产品大量积压，“分公司像泄洪一样泄出去1000多万元的产品”。
“所以孙宏斌这种开拓性的做法得到了总裁室的垂青。”
“如果这些话里赞扬孙宏斌的味道还不强烈，那么，我在私下里的倾向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在新老之间的冲突中，我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
接连好几天，我把年轻人陆续约来单独见面，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们对老贾的看法，提出诸如“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约上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
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
我当时听到李勤的回报，真的是气个半死。
按照李勤后来的说法，这是“叫板”。
想想看，公司现在还没有做到高枕无忧，远远没有到大家能够偏安一隅，享受果实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开始要耍威风，倚老卖老了。
以后公司还怎么推得动？
我当时深刻觉得，联想有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而孙宏斌这个年轻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高层领导那里得到支持，渐渐有恃无恐。
陈恒六和孙宏斌成为两颗新星，我把公司最重要的企业部交给他们来领导，加上郭为，这就组成了公司当时新一代中的精华。
我当时是真的把他们当做接班人来进行培养的。
毕竟我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总要有退位让贤的时候。
孙宏斌这个年轻人啊，拙于言而敏于行。
他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困之家，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机敏，坚毅，不择手段地追逐目标，将任何障碍视若无物。
而且此人眼光远大，全局在胸，只是说不出来。
我自己呢也喜欢会说话的人。
为了让宏斌去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我逼着他每天讲个故事。
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曹总可以明白我对这个年轻人有着多大的信任和期待吧？”
“嗯。”曹阳点点头。
也有一种预感，知道接下来柳川志要说些什么。
果不其然，柳川志接着说，“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
有一天早上，我在香江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
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
我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我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我难以置信。
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
我当时在想，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我当时非常警觉，知道自己必须飞回bj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于我来说，既尴尬又棘手。”
柳川志皱着眉头，痛心疾首地说，“我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可后来我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川志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
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
但是未来呢？
假如真的有一天公司出现了像柳川志说的孙宏斌这种年轻天才，很多想法已经超过曹阳自身能力的话，到时候公司内部会不会出现矛盾？
谷侻
而且现在博米还处于上升期，很多员工都有向上升的空间，假如有一天公司的发展进入停滞期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核心骨干闹矛盾？
曹阳都不敢想。
他其实骨子里面是一个很害怕自己亲朋离散的场面的，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才，最后跟自己闹翻了，那种滋味光是想一想就觉得何其难受。
所以他也很想听听柳川志是怎么处理这种公司内部矛盾的。
就像柳川志自己说的那样，公司内部矛盾远远比外部更加可怕。
柳总又喝了一小杯酒，继续说着，“我不希望在他领导的公司里出现这种局面，尤其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宗派和圈子的势力。
在那年春天一次会议上，我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贾、孙二人的纠纷。
我当时先说老同志的主人翁感强烈，兢兢业业，不过有些循规蹈矩，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愿望。
又说青年同志有开拓精神，显示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是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还在职务晋升之后头脑发热。
我当时这样说着不偏不倚的话，其实心里还是向着年轻人。”
柳说，“我很讨厌黏黏糊糊的做事风格，不计苦劳，只看功劳。
举个例子，公司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把销售网撒到全国去，还曾经有过设立“八路诸侯”的打算，在全国形成分公司系统。
可惜那时候公司里都是一群元老，不能长年只身在外，所以这一计划始终不能实现。直到1989年10月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
柳川志将这些事情一一讲出，还列举事实说，1989年12月，由于进口部的工作疏忽，令公司产品大量积压，“分公司像泄洪一样泄出去1000多万元的产品”。
“所以孙宏斌这种开拓性的做法得到了总裁室的垂青。”
“如果这些话里赞扬孙宏斌的味道还不强烈，那么，我在私下里的倾向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在新老之间的冲突中，我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
接连好几天，我把年轻人陆续约来单独见面，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们对老贾的看法，提出诸如“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约上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
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
我当时听到李勤的回报，真的是气个半死。
按照李勤后来的说法，这是“叫板”。
想想看，公司现在还没有做到高枕无忧，远远没有到大家能够偏安一隅，享受果实的时候，这些人就已经开始要耍威风，倚老卖老了。
以后公司还怎么推得动？
我当时深刻觉得，联想有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而孙宏斌这个年轻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高层领导那里得到支持，渐渐有恃无恐。
陈恒六和孙宏斌成为两颗新星，我把公司最重要的企业部交给他们来领导，加上郭为，这就组成了公司当时新一代中的精华。
我当时是真的把他们当做接班人来进行培养的。
毕竟我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总要有退位让贤的时候。
孙宏斌这个年轻人啊，拙于言而敏于行。
他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困之家，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机敏，坚毅，不择手段地追逐目标，将任何障碍视若无物。
而且此人眼光远大，全局在胸，只是说不出来。
我自己呢也喜欢会说话的人。
为了让宏斌去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我逼着他每天讲个故事。
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曹总可以明白我对这个年轻人有着多大的信任和期待吧？”
“嗯。”曹阳点点头。
也有一种预感，知道接下来柳川志要说些什么。
果不其然，柳川志接着说，“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
有一天早上，我在香江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
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
我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我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我难以置信。
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
我当时在想，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我当时非常警觉，知道自己必须飞回bj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于我来说，既尴尬又棘手。”
柳川志皱着眉头，痛心疾首地说，“我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可后来我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川志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
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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